序
國家講座教授 黃光國
本書題為《內聖與外王：儒家思想的完成與開展》。在本書中，我將綜合過去三十幾年的研究成果，以西方的科學哲學為基礎，建構「含攝文化的理論」（culture-inclusive theory），說明儒家的倫理與道德，希望能解決華人社會中「良知理性」分裂的難題，同時作為在「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文化中發展社會科學的基礎。
本書的主要論點為：儒家的「仁、義、禮」倫理體系是支撐華人生活世界的「先驗性形式架構」（transcendental formal structure），是華人與西方（或其他）社會根本的差異所在，它儲存在漢語系統裡，會彰顯在任何使用漢語進行社會互動的場合，是我們建構華人本土社會科學的「機制」，也是我們在華人社會中從事道德教育的基本素材。然而，華人追求「內在超越」的文化傳統卻無法將它轉化成客觀的知識體系，我們必須借助西方的科學哲學，建構「含攝文化的理論」，才有可能說明清楚儒家倫理與道德的特色。
?「關係論」的形成
儒家思想的內容，主要包含「關係論」、「天道觀」和「心性論」三大部分。歷史上，儒家諸子對這三部分發展的步調並不相同。孔子是春秋戰國時期中華文化的集大成者，他周遊列國14年，68歲時回到魯國，跟弟子一起寫《易傳•文言》，希望把自己平日講學的內容，建立在堅強的形上學基礎上。但還沒把話說清楚就過世了，所以子貢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公冶長》。
孔子逝世之後，曾參寫《大學》，子思著《中庸》，孟子提出「四端」之心，並跟當時的學者展開有關「心性論」的辯論，希望把儒家的「關係論」建立在「心性論」的基礎之上。及至秦始皇焚書坑儒，相關問題的討論也因而中斷。
到了漢代，董仲舒將孟子的「四端」擴充成為「仁、義、禮、智、信」的「五常」，完成儒家「關係論」的初步建構。他希望把儒家的「關係論」建立在「陰陽五行」的「宇宙論」之上，但他這部分的思想並沒有被後世儒者所接受。
?「心性論」的開展
到了唐代，禪宗六祖慧能和《壇經》的出現，開啟了大乘佛教「儒佛會通」的契機；中唐時期，韓愈提出「道統」之說、李翱著《復性書》，為宋明時期儒學的復興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但這樣的發展並沒有解決孔子當年留下的難題，儒學第二期的發展，也因此分裂成為程朱一系的「理學」和陸王一系的「心學」。
由先秦儒家諸子對「天道」抱持「存而不論」的態度，有關「心性」的討論，又是在走一條「內在超越」的路，它跟西方文化追求的「外在超越」正好形成明顯的對比。「內在超越」的文化，並沒有辦法完成它自身，而必須藉助於「外在超越」的西方文化。
五四運動之後出現的「港臺新儒家」是儒學第三期的發展，其方向即在於此。牟宗三（1909-1995）窮畢生之力，企圖在哲學的層次上會通中西；基本上就是想借用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哲學的助力，解決「心學」和「理學」分裂為二的難題。劉述先（1934-2016）從朱熹（1130-1200）當年提倡的「理一分殊」，看出中西會通需要精通「兩行之理」。所謂「兩行之理」中的「一行」，是指中華文化傳統；另「一行」則是指西方的科學哲學。2017年，我出版《儒家文化系統的主體辯證》一書，說明我以「多重哲學典範」（multiple philosophical paradigms）分析儒家文化系統的知識論策略；本書則是要以一系列的理論建構，具體說明我的論點。
?良知理性的分裂
本書分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中西文化的交會」包含三章，分別說明中國和西方文化交會以來，各自面對的難題。在中國是「良知理性的分裂」；在西方則是「人類中心主義的危機」。我寫這本書的基本信念是：任何一種文化傳統都有長處，也有短處；更值得注意的是：它最大的長處，也往往就是它最大的短處。
儒家的倫理與道德是支撐華人生活世界的「先驗性形式架構」，它會展現在華人社會生活的每一個面向。在任何一個時代，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如果不能依照當代知識的格準，建構出完整的理論，來說明儒家倫理與道德，作為品德教育的基礎，則該時代的「良知理性」便是分裂的。
中國文化中素有「內聖外王」的說法。儒家思想是一種追求「內在超越」的「內聖」之學；「外王」則是指各種「治國之道」，即是指控制外在世界的智慧和行動，包括法家和兵家思想。在中國傳統政治思想裡，外王的理論和實踐，各有其獨特的成就。
?新「外王之道」
然而，十九世紀中國和西方文化接觸之後，傳統「外王」之道則顯得明顯不足。在中英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經歷「百年羞辱」，致使「內聖」之學也受到了根本的懷疑。對於「儒家人文主義」的復興，牟宗三曾經提出道統、學統、政統「三統並建」之說。李明輝（1994）認為，當代儒學在自我轉化的過程中，始終保有其「內聖外王」的思想格局。由於本書關注的焦點在於建立華人社會中的「學統」，從這個角度來看，對儒家文化未來的發展而言，西方的科學哲學可以說是一種最重要的新「外王」之道。
從1905年清廷宣布廢止科舉，並採取西式教育以來，源自西方的科學哲學已經成為華人學術社群從事學術活動最重要的格準。倘若華人學者對西方科學哲學有相應的理解，能夠運用「多重哲學典範」，發展文化分析的策略，建構「含攝文化的理論」，說明儒家的倫理與道德，這樣建構出來的理論，不僅有助於「良知理性」的修復，而且可以用來建構更多適用各個不同範疇的理論，以建立華人自主社會科學傳統。
理性主義的高度發展，猶如雙刃之寶劍，它一方面使西方人在物質文明的開創上，取代了「上帝」的位子；另一方面，它也使西方陷入「人類中心主義」的重大危機。「知其雄，守其雌」是我們吸納西方文明菁華時，所必須具備的基本態度，因此本書第三章將以一章的篇幅，說明我如何以科學哲學的新「外王之道」，發展文化分析的策略。
?破解儒家的「千古難題」
「人」是萬物的尺度。對於傳統的任何詮釋，都必須以「人」作為基礎。第二部分「傳承儒家的科學進路」包含三章，其內容蘊涵著我建構「含攝文化的理論」之步驟；第四章首先說明：我如何以「後實證主義」的科學哲學作為基礎，建構「自我的曼陀羅模型」（mandala model of self）及「人情與面子的理論模型」（theoretical model of face and favor），它們都是普世性的，分別涉及個人的「自我」與「社會關係」這兩個層面。第五章再以這兩個普世性的理論模型作為架構，用詮釋學的方法，分析儒家經典的內容，建構「含攝文化的理論」，說明儒家文化中「四端」、「三綱」、「五常」，以及「一貫之道」等核心理念的理論意義。然後提出「五常」模式，對儒家的「關係論」作科學的詮釋。
由於儒家倫理與道德會展現在華人社會生活中的每一個不同面向，以認知心理學的語言，建構「含攝文化的理論」，說明儒家倫理與道德的核心理念，便可以此作為基礎，建構更多的理論，建立華人自主社會科學的學術傳統。但這樣的研究策略既不能滿足臨床及諮商心理學對於了解「整全之人」的要求，也不能說明宋明儒者對於「心」、「性」的討論。因此，本書第六章則以榮格（Carl Jung, 1875-1961）的心理分析作為基礎，提出「自性的心理動力模型」。
宋明儒者拒斥「陰陽五行」之說，其論學焦點，從先秦儒家的「關係論」轉為「心性論」。然而，由於傳統儒家的論述及思維方式無法完成它自身，因此本書第三部分「儒家思想的完成」包含四章，旨在以我所建構的一系列理論，說明宋明儒者的「天」、「道」觀，以及朱熹對「自性」看法，並為朱子學與陽明學重新定位，以破解儒家的「千古難題」。
?「中庸理性」和「離根理性」
我一向認為：華人學者對於自己的文化傳統如果沒有系統性的理解，便很難和西方學者展開平等對話。從2009年《儒家關係主義：哲學反思、理論建構與實徵研究》一書出版之後，我便開始以我所建構的理論和西方進行對話，並將研究成果發表在國際學術期刊之上。本書第四部分「形塑現代人的認同」包含五章，其主要內容是用我對儒家文化傳統的理論分析，和加拿大哲學家泰勒（Charles Taylor, 1931- ）的道德哲學進行對話，藉以說明「中庸理性」和西方「離根理性」（disengaged reason）的根本差異。這一部分所討論的問題包括：儒家修養的「道德空間」；「知識」與「行動」在儒家修養中的意義；儒家「仁道」中，「忠」與「孝」兩種社會認同的差別；「中庸理性」如何可能幫助現代中國知識分子走出他所認同的「道」。
二次大戰後的臺灣歷史，可以分為兩個明顯的階段，從1949至1994年，是由中華民族第三次人口大遷徙的「遯」卦，逐步走向東亞經濟奇蹟的「飛龍在天」。1994年的「教改」則是「亢龍有悔」，使臺灣由盛而衰，走向今天的「渙」卦。我個人的學術，在第一階段逐步成長；到了第二階段末期，才經由榮格所說的「共時性」（synchronicity）現象，體會到《中庸》第二十九章所說的：「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千年暗室，一燈即明」。在兩岸關係面臨轉捩點的關鍵時刻，我希望這本書的出版對於中華民族未來的發展，能發揮一定的槓桿效果。
這本書的許多內容，是在跟「思源學會」的同道反覆辯證中發展出來的，對於同道們所奉獻的智慧，以及老友何懷碩為本書封面所提的墨寶，謹致最誠摯的謝忱，更希望將來在復興中華文化的事業上，能夠攜手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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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
